【撰文／呂曜志博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二所副所長】
從傳統國際經濟學的觀點，全球化主要透過已開發國家，往開發中國家進行投資與資本財出口，而由開發中國家執行勞力密集的加值活動後，再往已開發國家回銷最終消費財。這種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依據資本與勞動比較利益，進行附加價值分配，並轉化為雙邊政府稅收，已開發國家企業利潤，與開發中國家勞動報酬的分工體系，隨著附加價值分配權高度集中於跨國企業關係人，雙邊所得分配均呈現惡化，已開發國家逐漸無法支撐高財務槓桿與消費的生活方式，而亟需更活絡的生產與就業市場活動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
然而在通往全球化之路上，消除關稅與市場壁壘的制度演進由於存在不可逆性，因此只有從投資行為上，要求或引導跨國企業回母國投資，並重建以產業上中下游整合為模式的生產與創新體系，成為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的新政策訴求。
歐美再工業化 驅動全球逆分工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經濟活動所面對的環境，往往受到國際政治局勢直接、間接的影響。雁行理論受美日安保條約所型塑，全球化浪潮則受美國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影響，美國當前的再工業化，同樣也與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息息相關。 過去美國跨國企業的私人利益，不一定與美國的區域安全政策有密切關係，然而鐘擺理論將可能成為最佳詮釋，在似乎已遠離冷戰的21世紀，美國決策圈透過金融檢查與屬人主義稅收政策下的工具，正在指導美國跨國企業，朝更符合政府在國際關係與區域安全政策上的立場配合。客觀的要素與生產力國際比較利益，似乎已無法解釋未來國際經濟活動區位移動的變化。
整合規格標準 重新穩固歐美地位
美國近期重大經貿政策可大致包含TPP、TTIP與再工業化三大政策，簡單而言，就是「貿易上更全球化，但投資上更強調美國化」。
從策略的層次來理解，TPP對美國最大的戰略價值，在於從關稅減讓提升到服務貿易市場進入障礙的排除，並藉由調和各國的國內法以達到提高本國市場的進入門檻，規範全球商品的製造方式，以及排除其他國家藉由法規與標準來保護國內市場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其中，原先北美貿易協定成員國的加入，象徵美國正在為再工業化做好投資與貿易環境的準備，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解釋日本與韓國的加入。
高品質FTA所要求的關稅減讓，並非TPP的核心重點，這從日本首相安倍訪美期間，針對農產品進口關稅採階段性減讓的訴求沒有直接遭受美方反對，便可以發現美國在TPP的確有主導議題的能力。關稅減讓只是約束美方經濟與政治核心圈以外的成員國所設立，並為加入TPP設下較高門檻的策略。真正的核心訴求，仍在於如何建構一個嶄新，以美國為創新與核心生產基地的國際產業鏈，並且其技術外溢以及供應鏈梯隊移轉的模式，能夠充分為美國及相關核心成員所掌握，最終達到重新振興美國經濟，創造高附加價值就業，且重新穩固美國做為全球經濟與創新火車頭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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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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